大家族里过年，一位年轻人的“两宗罪”｜记者过年

2026-02-2717:15发布于广东南方周末官方账号

“你们昨晚聊了个通宵？是不是在说我们坏话？”大年初三上午，妈妈半真半假地笑着问我。

我坏笑着承认：“那当然。”

每年春节，我和两位00后表妹都会回到川东一个湿漉漉的乡镇，彻夜长谈。我们把过去一年的重要经历和家庭秘辛逐一摊开，交换彼此的困惑与判断。

我们肆无忌惮地议论长辈：谁受原生家庭影响，教育理念因而陈旧；谁心有不甘，这一年因此表现得与以往不同。我们甚至点评长辈们为人处世是否成熟，外公外婆的相处模式是否健康。

回到乡镇，不仅是空间的转移，人似乎也变成最乡野的模样。

2026年2月19日，川东小镇一隅。每年春节，我们都会回到这里看望外公外婆。（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｜摄）

主干道被乱停的车辆堵得水泄不通，路边散落着蔫掉的菜叶和塑料垃圾，地面上散布着不少干涸的痰迹。街道的脏乱仿佛成了一种默许，违停与垃圾不再被视为问题。鸣笛声此起彼伏，人们谈论的多是家长里短，而非“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”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我们也不自觉地爱上议论是非、拆解他人。

也是在这样的春节里，我第一次听闻亲戚们对我有意见。

他们给我定的第一宗“罪”是特立独行——不服从安排。

确实如此。春节期间，我说了太多“不”。一些需要走访远房亲戚的场合，我要么早退，要么干脆拒绝前往。理由很简单：人已经够多，多我一个不多。去了也不过是当个吉祥物，换个地方玩手机，反而让自己不痛快。

在节日的饭桌上，我拒绝劝酒。一旦有人在室内抽烟，无论长辈晚辈，我都会化身“林则徐”，毫不客气地出言劝阻，甚至怼到对方哑口无言。以至于有男性长辈到外婆家后的第一句话是：“陈怡帆在不在？她不在哈，那我就点一根。”

第二宗罪，是自私与冷漠。

这也是妈妈对我最常见的指控。她说我自私，因为别人迁就我，往往多过我迁就他人。她还说我冷漠，因为我并未如她期望般对这个家族表达足够的爱与关心。

她也认为，我对外公外婆不够热络。毕竟，我曾在无数个周末享受他们的照料，理应感恩。

去年春节，我也遭到了同样的指责。我的记者手记发表时，我正在双流机场候机返京。妈妈打来电话说：“我没想到你是以如此冷漠和理性的笔触来写外公，感受不到一点你对他的温情。”她很不快，也很气愤。

那篇手记简单记录了外公作为铁路工人的成就，但更多篇幅落在了他对棍棒教育的信奉，以及我——一个敏感叛逆、远离父母的青春期少女——如何寄人篱下，旁观暴力的代际传承。

但血缘本身，就能自动生成爱与亲情吗？

那时，我从攀枝花独自来成都念书，平日在学校寄宿，周末回到小姨家。这是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——外公外婆、小姨小姨父和三表妹，还有在外地打工的舅舅家的二表妹。

中年人忙于生计，两个妹妹从幼儿园起的养育和教育，几乎都落在外公外婆身上。外公信奉“棍棒底下出孝子”，但凡没按照他的要求行事，甚至犟嘴，定会挨打。

表妹挨打的理由，往往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。比如，外公煮面时，把火腿肠连带外包装扔进锅里煮，她不想吃，挨打；抽背九九乘法表，被问到老师没教过的部分，背不出，挨打。继承了外公脾气的舅舅，每次回家，教育孩子的方式也如出一辙。

妈妈向我解释，她知道外公的教育观念落后，因此再三叮嘱他们只需管好我的吃住，不必在其他方面插手。于是一到周末，外公外婆给我做饭、洗校服。我们之间的话题始终围绕吃住。他们面对我总是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。我赞同她当年的明智，却也慢慢意识到，照料可以留下恩情，却未必能生出真正的亲近。

而早已去世的爷爷奶奶却不同。小时候，奶奶睡前给我讲民俗故事，讲到《半夜鸡叫》时学周扒皮“咯咯咯”地笑，我也跟着笑。她用箬叶包粽子，用玉兰花泡酒，一遍遍做我爱吃的番茄炒蛋，直到那道菜让我生出厌倦。爷爷虽然吝啬，也会在午睡前给我留下几块零花钱，在春节时给我买烟花和零食。

也许人离世后，记忆会自动筛选出他们温柔的一面。但真实的相处中，亲情从来不只由温柔构成。二表妹挨打后，外婆总会去安抚。她偶尔的反抗，也曾让长辈受伤，她至今仍为此愧疚。在我们三姊妹中，她是看望外公外婆最频繁的那个。这是棍棒之下真的出了孝子，还是亲情本身就复杂得难以拆分？

那晚聊天聊到最后，妹妹们说，她们很能体会我的感受。毕竟，她们对爷爷奶奶与外公外婆，也有亲疏之别。

或许，长辈对我们的期待，承载着他们对于“孝”的理解与不安。如果他们与自己的父母之间拥有更稳定、更互相尊重的关系，是否也会对下一代少一些期望投射？

南方周末记者陈怡帆

责编杜茂林